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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派是怎样改写“大跃进”历史的

老兵义雄 · 2021-09-14 · 来源:原创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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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穿历史虚无主义者改写“大跃进”历史的手法

  否定派是怎样改写“大跃进”历史的

  “大跃进”本来是一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群众运动,虽然有许多失误,但同时也取得巨大的历史成就。如果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就应坚持两分法,既看到问题,更要看到成绩,只有这样才能总结出有借鉴意义的经验。但事实恰恰相反,前30年否定派坚持虚无主义的历史观,把“大跃进”写成一个怪物,一口咬定“大跃进”有害无益。令人遗憾的是,“大跃进”危害论还被写入党的文献和中学的教科书,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泛滥已经引出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后果,这是拥有共产主义信仰的共产党人和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人民所不能容忍的。遵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止犯颠覆性错误”的警训,我们要积极参加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

  当我正着手本章写作时,网上一篇题为《毛泽东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绩不容抹杀》的文摘引起我的关注。作者李捷先生系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文摘的内容和观点说出了我想讲的话,对我构思本章有很大启发,特别对“非毛”三种手法的揭露精准深刻,是我本章不可少缺的内容。为表达对作者的尊重,不在本文中重复,我把该文的部分内容摘录如下,作为本章的引子。

  该文写道:自毛泽东逝世后,“非毛化”思潮时有泛起,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有意把毛泽东在探索过程中犯的错误说成是“罪恶”。例如,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因多种原因导致严重的困难,甚至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这是“大跃进”始料未及的情况,却描述成是故意“草菅人命”。二是用西方“权力斗争”说来歪曲和图解党的历史,把延安整风、高饶事件,乃至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文化大革命”造成刘少奇冤案等等,统统被说成是毛泽东为了“个人权力”而搞的党内斗争。三是有意抹杀毛泽东领导下取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把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说得一团漆黑、一无是处。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局面呢?

  作者指出:在这种“非毛化”思潮的背后是近年来盛行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作祟。虚无主义者打着“反思历史”的旗号,专门捡我们党犯错误的历史大做文章。在他们的笔下,中国近代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段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的“血淋淋的历史”。中国近现代历史发生的巨变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段今不如昔、甚至还不如西方列强殖民地统治时期的历史。毛泽东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和人民领袖的形象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似乎比秦始皇还要残暴的“封建专制暴君”。由此可见,他们所要虚无掉的不是别的,恰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与精神,虚无掉的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与希望。作者还引用清代思想家龚自珍的研究历史的认知警示国人:“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反之,“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从历史的经验中我们应当醒悟到,对毛泽东的否定绝不仅仅是个历史观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未来中国的走向。

  笔者沿着李捷先生的思路,再列举否定派改写历史的十种手法,进一步揭露他们篡改历史的真面目。

  手法一:偷换概念,曲解大跃进的本质

  否定派否定“大跃进”是从曲解毛泽东大跃进思想开始的。

  什么是毛泽东大跃进思想?

  1964年12月,毛泽东在修改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时,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对什么是毛泽东大跃进思想作了精辟的解释:“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么?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从这个定义可知:第一,毛泽东大跃进思想的核心精神是,为早日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必须采取世界先进技术,不能跟在别人的后边一步步的爬行。他首先相信科学技术可以跨越式发展,旗帜鲜明的否定和批判了社会生产力只能渐进的观点。第二,毛泽东大跃进思想总结和吸取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就可以创造人间奇迹。毛泽东用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批驳了国内外反对派对我国“大跃进”的攻击,批评了国内观潮派动摇派秋后算账派对“大跃进”的怀疑和指责。第三,毛泽东关于大跃进的战略构想,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宏伟志愿,反映了站起来的中华民族要复兴的愿望,是一种积极进取的革命思想。是动员海内外华人的号角,是中国人民改天换日斗争强大的思想武器。1958年中国共产党人能迅速掀起全民性的大跃进,正反映了中华民族复兴渴望的大释放。

  再让我们看看大百科词条和教科书是怎样定义“大跃进”的。

  大百科词库是这样定义的:“大跃进”运动是指1958年至1960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不断地错误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是“左”倾冒进的产物。为帮助人们理解这个定义,词条进一步解释道: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路线提出后,党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例如,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铁路,大办万头猪场,大办万鸡山。在这样的目标和口号下,基本建设投资急剧膨胀,--投资总额比一五计划时期基本建设总投资几乎高出一倍。----由于硬要完成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然导致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广大群众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

  通过两个不同定义的解释可以指出:大百科词库对“大跃进”的定义是根据“大跃进”负面表象所作的抽象,从根本上扭曲了毛泽东大跃进思想的本质。我们承认,1958年至1960年间,由于左倾指导曾一度引起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的盛行泛滥,使社会生产力和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受到极大的伤害,引起人民群众极大的不满,但这不是“大跃进”的主流。1958年“大跃进”的主体精神是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与天斗、与地斗,敢叫日月换新天英雄气概,和科学技术工作者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的勇气,各行各业取得的历史成就才是“大跃进”的主体内容。这个词条撇开了“大跃进”的积极因素,撇开了“大跃进”取得的成就,是在概括了“大跃进”的消极因素和阴暗面后得出的一种被污化了的定义,完全阉割了毛泽东本质意义的大跃进思想。因而我们有理由说,词条没有客观地反映“大跃进”真正的内涵,是一个伪命题。

  如果你问一问60后的年轻人“什么是大跃进?毛泽东为什么发动大跃进?”可能95%以上的答不上来,能回答的也一定多是把“大跃进”和浮夸风,共产风,大伙食堂和饿死很多人联系起来。可见偷换概念真的起到了很大的负面作用。

  手法二,隐瞒大跃进的真实目的,歪曲大跃进的性质

  笔者已经指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是从中华民族复兴的大业出发而提出的战略谋划。如果说当前目的主要有三:一是利用大战暂时打不起来的休战期,加快发展经济,在大战爆发前及时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二是全面完成12年科技规划提出的目标,使科学技术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三是通过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壮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实力,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作出较大的贡献。

  毛泽东深知人生是短暂的,又形势逼人,因而他一生都是革命的促进派,反对慢慢腾腾搞建设,“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是毛泽东爱国惜民领袖情怀的真实写照。这种“只争朝夕”的精神贯穿毛泽东的一生,他永不自满,是彻底的不断革命派,是多么的可敬可佩呀!然而一些非毛派的学者,包括我们的教科书,却很少谈及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真实目的,也不讲为什么要快的原因。这样就让人看不到“大跃进”真实背景和毛泽东真实的形象。还有的更可恶的,他们攻击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是好大喜功,想争社会主义阵营的头。我们一定要看穿,这是在淡化毛泽东光明磊落的人格,是很阴险的一手。

  手法三:一叶障目,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毛泽东借鉴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教训,把工人和农民都视作国家的主人,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两支大军,把工农联盟视作巩固政权的基础;在经济发展上提出了“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全面发展”的指导方针。后来的发展表明,这个方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标志,是保证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指南。但在“大跃进”之初,由于党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特别是因人民公社偏离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使农业遭受很大的破坏。实事求是的讲,农业“大跃进”只是全部大跃进中的一个环节。如果把“大跃进”的成果比作一座冰山,农业的损失不过是冰山的一角,农业“大跃进”的失败并不能说整个大跃进失败了。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个基础的损伤引发了整个国民经济链条的地动山摇,造成工业和其他各部门的严重困难。虚无主义就是从这个事实出发,把农村人民公社写成一株枝叉横生的风长树,却不写工业和其它战线所取得的成就,这就使读史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大跃进”阴暗失败的一面,看不到光明胜利的一面。这样久而久之的宣传,就使“大跃进”失败论和“大跃进”有害论成了人们的共识。

  手法四:丑化典型,混淆视听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是当年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前边我们已经介绍,大寨并不大,面积不到2平方公里,人口只有500多一点。1953年大寨走上农业集体化道路。大寨人在陈永贵、郭凤莲等带头人的带领下,敢于战天斗地,凭着扁担、箩筐、锄头、铁镐,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建设了层层梯田,并通过艰巨劳动引水浇地,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况。1952年亩产237斤,到1962年亩产增至774斤,产量接近翻两番。大寨的事迹惊动了中央,周恩来三次去大寨视察,最后把大寨的基本经验总结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1964年毛泽东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从此,农业学大寨风靡全国。据统计,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海内外约有1000万人来大寨参观学习,对中国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然而,对这样的先进典型虚无主义者也要否定。

  他们为什么要否定呢?

  用他们的解释是:“大寨本来是个好典型。---但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毛主席号召全国学大寨,要树这面红旗,事情就走到反面去了。中国这么大,农村的条件千差万别,只学一个典型,只念大寨"一本经",这本身就不科学,就不实事求是。何况这时学大寨,并不是学它如何搞农业生产,搞山区建设,而主要是学它如何把阶级斗争的弦绷紧,如何"大批促大干"。农村"四清"中,曾提出基层"四不清"干部有走资派做后台,后来又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问题,党内资产阶级的问题,逐步形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有人说大寨是政治典型,不是生产典型,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典型。大寨也自我膨胀,以为自己事事正确,一切正确,一贯正确,把"左"倾错误恶性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的工具。”他们不打自招 ,很清楚,就是因为大寨这个典型是毛泽东主席树立的,不杀不足以平贼愤。但他们没有想到,这恰恰暴露出他们机会主义的嘴脸。

  大庆是毛主席树立的工业战线上的典型。它的命运和大寨一样也遭到否定派的虐待。1964年,毛泽东发出了“学解放军、学大庆”的号召。工业战线掀起了“学习大庆经验、创大庆式企业,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道路”,培养“三老四严”(注:“三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人;“四严”: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良好作风的热潮,对工业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带动作用。否定派同“四人帮”一样,他们抓住铁人王进喜讲过的"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话不放,把大庆打成是不讲科学、蛮干的典型,骂王进喜是工贼,工业战线的旗帜也被他们砍掉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

  手法五:为转嫁矛盾把执行性错误说成决策性错误

  怎样区分“大跃进”与人民公社是的关系是研究“大跃进”经验教训必须弄清的一个问题。人民公社是“大跃进”的产物。现在人们往往把“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划等号,说成是一回事。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人民公社是“大跃进”的产物,但人民公社是“大跃进”的子系统。“大跃进”可以包容人民公社,但人民公社不能包容“大跃进”。“大跃进”是个大的决策系统,人民公社是个小的决策系统,两者是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人民公社虽然也存在决策问题,但放到“大跃进”全局里,它仍然是执行中的问题。因而,不能把人民公社的错误同整个“大跃进”混为一谈。不能把人民公社的错误作为否定“大跃进”的基本依据。我们看到,否定派正是通过混淆两个不同的概念达到转嫁矛盾的。

  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在总结成绩与问题关系时指出:“这几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成绩是伟大的,是第一位的,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次要的。“三面红旗”,经过实践的考验证明是正确的。从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来看,今后将会更加证明“三面红旗”的正确和光辉。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虽然严重,但是,它是属于执行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的问题,不是“三面红旗”本身的问题。缺点和错误,恰恰是由于违反了总路线所确定的正确方针,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

  周恩来是正直的革命家。他的话是发自肺腑的。这段讲话给总结经验教训明确了三条很重要的原则:即不能把执行中的错误与决策失误混为一谈。不能把个人错误同毛泽东的责任混为一谈。不能把人民公社的错误同“大跃进”的错误混为一谈。而否定派正是通过模糊三个界限达到要转嫁公社错误的责任的。“大跃进”是毛泽东决策的,人民公社是刘少奇领导创建的,如果人民公社的错误是决策错误,毛泽东就应当为人民公社的错误负主要责任。他们就是用这样的逻辑关系混淆视听的。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讲:彭德怀给他定了两大罪状。1070万吨钢、人民公社。毛辩解说:1070万吨钢是他提的,他负责。但人民公社他没有发明权,他有推广权。毛泽东说他没有发明权,只有推广权,这表明他认为,刘少奇应为人民公社的错误负重要责任,或者说负主要责任。

  手法六:撇开事件发生的背景和当时的环境条件,掩盖和歪曲事件的真相与性质

  国内外非毛派,为了给毛泽东扣上独裁者、个人专断、从个人恩怨出发残害忠良的帽子,所采取的就是这种手法。通过第七章的考证,笔者认为,毛泽东之所以发动对彭德怀的批判,主要出于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彭德怀的一封信打乱了毛泽东关于庐山会议的部署,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批判触及了毛泽东维护“三面红旗”的底线;二是他在公众场合随便妄议领袖和中央,这是党的政治纪律所不能容忍的;三是为了维护第一线领导人的威信和党的团结;四是为回击国内右派和赫鲁晓夫对中国人民公社运动的攻击。而否定派只捧出彭德怀的一封信,就信而论,避而不谈这些决定庐山会议走向的外部条件,就掩盖了庐山会议的本来面目。他们只肯定彭老总仗义直言的一面,回避彭德怀违反党的纪律的一面;进而把彭德怀说成是刚正不阿、敢于为民请命“海瑞”和无私无畏的英雄。这就给人形成这样的判断:彭德怀没有错误,彭德怀是无辜的。如果彭德怀一切都对,光批判不说,还被罢官,打成反党分子,那就有问题可纠了。对彭德怀的批判是毛泽东发动的。毛泽东是党的主席,制造冤案的责任自然就降到毛泽东的头上。毛泽东独裁者、滥用权威、残害忠良的骂名也就能够成立了。

  考证还表明,毛泽东批判彭德怀并不是要打倒他,更不赞同把彭德怀打成发党分子。毛泽东接受庐山会议决议,是出于维护党中央的团结和工作在第一线中央集体的威信,是他所作出的一件违心的决定。他没有专断,不是独裁,没有滥用权威,也不是为了个人尊严和计较个人恩怨。彭德怀是一个耿直的革命家,他为党和国家功勋卓著。他在庐山会议坦言不少也是积极的,把他打成反党分子是百分之百的冤案,必须给他平反。但也不能因功勋卓著而包容他所犯的政治错误,只有这样才是客观公正的。如果把骂娘和妄议中央也看作英雄之举,那党纪和党的权威何以维系?

  手法七:采用毁纲乱目的手段否定“大跃进”的合理性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大跃进”的总纲领。是在借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础上提出的。是照耀“大跃进”各项工作的灯塔。

  据薄一波回忆:这条总路线在“1955年12月5日以前,周总理和他提出了‘多’、‘快’、‘好’三字。李富春同志后来补充了一个‘省’字。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创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从总路线的基本内涵来看,“鼓足干劲”意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力争上游”,意在奋发进取,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力争走在世界的前列,永不自满;“多”是指经济建设中的产值产量;“快”是指经济发展速度;“好”是指经济发展的质;“省”是指经济发展的成本和效益。“多快好省”体现了经济发展中质和量、速度和效益的统一。从总路线的基本结构来看,“社会主义”是奋斗目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多快好省”是实现目标的基本要求。从总路线的实质来看,既体现了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经常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目的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所有这些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得以实施,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这条总路线贯穿着深刻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充满生动活泼的辩证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本来是辩证科学的,但是,由于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还缺乏经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认识不足,在总路线的宣传和实施上过分强调多和快,忽视好与省,其结果造成左倾错误泛滥,使“大跃进”偏离了总路线确定的轨道,犯了毛泽东所警告的“离开这条总路线,就会犯左的或右的错误。”而否定派为达到全面否定“大跃进”的目的,抓住偏离总路线的错误不放,给总路线扣上形而上学、左倾产物、超越客观实际、忽视客观规律的大帽子,“大跃进”的总纲领也被他们否掉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目,纲举才能目张;否定派把总路线否定了,社会主义建设就会失去明确的方向。

  手法八:编造崩溃论,混淆视听

  纵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发展史,为否定“三面红旗”合理性和必要性,否定派在四个历史的关节点采取了这种手法。第一次是1958年,为了否定“大跃进”的合理性,为他们的头脑发热论寻找根据,断言中国当时经济还十分落后,根本不具备发动“跃进”的条件,但毛泽东头脑发热,硬是发动了。第二次是1960年,为了证明“大跃进”的有害论,他们说“大跃进”耗尽了建国后的积蓄,致使国民经济“大倒退”,几乎到了崩溃的边沿,才不得不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第三次是1962年,为了从根本上否定“三面红旗”,他们大书特书三年困难,形势是一片黑暗。第四次是1978年,他们为了为改革开放寻找根据达到否定人民公社道路和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喊叫中国的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沿。

  而这四个关节点的历史真实是:1957年我国已经胜利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通过156个苏联援建项目的实施,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钢铁产量已达到535万吨,接近世界钢铁大国的水平,制定了12年科技规划,动员了全国的知识分子,又得到苏联国防新技术协定的支持,完全具备了向科学进军和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条件;农业以4.5%速度增长。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我国的工业还能以平均38.3%的速度增长吗?说根本不具备跃进的条件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1960年是三年困难中最困难的时期。因粮食危机导致全国人都在饿肚子,工农业严重的比例失调给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造成极大的困难。但工业积累率高达43%,虽然生产力在某些方面遭到破坏,但我们仍积蓄有巨大的发展潜力。钢铁产值进入世界第六大国的行列。12年科技规划中最重要的项目导弹原子弹的研制顺利实施。如果不是这些条件,中国的国民经济也不可能得到迅速的调整,不可能在三年里走出困境。

  1962年是三年困难的最后一年。毛泽东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但否定派认为困难还没有到达谷底。最困难的时候还没有到来。而事实是,经济形势仍然还十分严峻,但经济调整已初见成效;工业开始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农业已接近1957年的最好水平;两弹一星大军在忍饥挨饿的条件下,攻下了尖端科技的关键技术,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正做积极地准备。困难是有的,确实还很严峻,但曙光已在前头,1963年经济形势全面好转,印证了毛泽东的判断。

  1978年被认为是改革开放的分水岭。为什么改革的必要性,他们说,由于“文革”的原因使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是这样吗?不是的。在“文革”10年间,工业和国防科技受到一定的冲击,但整个国民经济仍然在曲折中快速发展。1964年、1967年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氢弹,科学技术接近了世界先进水平,中国成为第五名核大国。1973年中国钢铁工业实现了15年赶上了英国的目标。进入钢铁强国的行列。农业最好年份以9%的速度增长,即使在“文革”期间增长速度也保持4.5%的增长,全国大部分农村解决了温饱问题。国民经济总值由建国时的第74位上升为第15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71年我国恢复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合法席位,近百个国家和我国建交。邓小平为此评价说:“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的国际地位。”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都这样承认中国六七十年代的历史成就,到了拥护总设计师否定派的嘴里怎么就变成了崩溃之说呢?

  手法九,割断历史的必然联系,为肯定今天不惜否定昨天

  历史的发展总是承前启后的。即使在遭受挫折和失败之后,也不能把先期说得一无是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而历史虚无主义者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他们为了夸大后30年的成就,竟把前30年说得一无是处。说前30年,因毛泽东只抓政治,不抓经济建设,因而导致中国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在这方面,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做出了榜样。2013年1月5日,他在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对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发表了《不能割裂改革开放前后历史并相互否定》的重要讲话。 他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在探讨中国后30年与前30年的关系时,美国经济学家裴宜理为证明自己的观点,借用财智学中一则财富定律很有道理。这里引来,佐证习近平总书记的观点。裴宜理指出:对白手起家的人来说,如果第一个百万花费了10年时间,那么从100万到1000万,只需5年,再从1000万到1亿,只需要3年就足够了。开头几年是最艰苦的日子,接下来会越来越容易。换言之:一个国家白手起家,第一个5000亿(1978年5689.8亿)花费了30年时间,那么从5000亿到5万亿(10倍),只需15年,再从5万亿到50万亿(10倍),只需要9年就够了。也即如果毛泽东更长寿些,我国应在2000年左右达到50万亿元(且无物价上涨水份)。这一财富定律说明:中国后30年的腾飞已有丰富的经验和启动的资金,就像汽车已经跑起来,速度已经加上去,只需轻轻踩住油门,就会前进如飞。飞机起飞也有个起跑过程。建国之初,毛主席面对的是,经过长期战争,被日本鬼子和蒋介石洗劫一空的烂摊子,全国人口90%以上是文盲、半文盲,人均寿命不过35岁!在这个一穷二白基础上,面对国外封锁和极端困难局面,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自力更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完成了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资本原始积累”——为今天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裴宜理最后的结论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基础是毛泽东打下的。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经济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成就!”

  手法十:把路线之争说成一般的是非之争,把严肃的政治问题说成是认识问题,方法问题

  根据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和反修防修的需要,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在城乡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场社教运动是针对苏联变成修正主义和国内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而做出的。毛泽东估计这场运动大致需要2~3年的时间,并指定由国家主席刘少奇挂帅。为加强对这场运动的指导,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的若干决定(草案)》,5月18日经政治局讨论通过,然后下发各省试行。前10条的基本内容是:(一)形式问题;(二)社会主义社会是否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的问题:(三)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四)我们的同志对于敌情的严重性是否认识清楚的问题;(五)依靠谁的问题;(六)目前农村中正确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政策和方法问题;(七)怎样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的问题;(八)“四清”问题;(九)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问题;(十)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

  前10条通过后下发各省试点。但试行还不到五个月,刘少奇、邓小平于同年9月,又制定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这个规定也是10条,被称为后10条。后10条的内容是:(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本方针和主要内容;(二)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三)组织坚强的工作队;(四)建立坚强的贫下中农组织;(五)团结95%以上的农村干部;(六)必须注意点面结合,积极做好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七)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八)认真整顿农村党的基层组织;(九)对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处理;(十)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问题。

  从后10条的内容可以看出,这个10条关于运动的性质、运动的对象、阶级矛盾的分析、运动的目的及其实施等重大问题上同前10条有着质的差别。这是七千人大会党内政治分歧的进一步发展,实则是中国共产党内两条不同路线的分争。然而,历史虚无主义者却极力回避这场争论的性质,他们把出现两个10条说成是两种不同认识的碰撞,把毛泽东路线斗争的原则性写成是不能容忍不同意见,最后促成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毛泽东也因此酬成历史性的错误。

  把严肃的路线之争写成是非之争,这是虚无主义者惯用的手法,包括庐山会议让人无法区分谁对谁错,他们用的就是同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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