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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正林 :中国共产党的战略选择与八路军三五九旅南征问题研究

黄正林 · 2021-10-11 · 来源:近代史研究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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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1944年4月,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后,中共中央确立向南发展的战略,意图是在湘粤边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打通华北、华中和华南的战略通道,并决定由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主力南下执行这一战略。三五九旅南征任务第一步是护送干部到鄂豫边的新四军第五师,第二步是建立湘粤边根据地。三五九旅到达湘粤边地区时,日本宣布投降,失去了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条件。中共中央为增加与国民党在重庆谈判的筹码,做出让出广东至河南的决定。该事件折射出抗战胜利前后,中共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战略,在向南发展的条件失去后,立即做出向东北发展的战略决策,并取得成功。

  关键词

  抗日战争 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三五九旅 新四军第五师

  1944年11月,八路军三五九旅主力奉中共中央命令离开陕甘宁边区南征,1945年10月,返回鄂豫边根据地。三五九旅主力南征是中国抗战即将取得胜利时,中国共产党筹划在湘粤边建立抗日根据地,打通华北、华南与陕甘宁边区战略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有研究对八路军三五九旅南征有所论述,如唐洪森指出三五九旅南下是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南面战略”发展计划的一部分;李翔等在讨论中国共产党在湘粤边建立五岭根据地的计划与放弃的问题时,也涉及三五九旅南征;盛差偲讨论了豫湘桂战役后新四军第五师在中共中央实施向南发展战略中面临的各种困境。但这些研究并没有对三五九旅南征进行系统研究。本文在梳理相关电报、日记、年谱及少量的档案文献的基础上,以中共中央战略转变与抉择为切入点,讨论三五九旅主力南征的决策过程、湘鄂赣根据地的建立和转战湘鄂边等问题,从中探求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中国共产党战略决策的演变。

  一、 “向南发展”战略与三五九旅南征的决策

  从全面抗战爆发到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华中建立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鄂豫边、苏北、苏中、苏南、淮北、淮南、皖中等根据地,以及华南游击根据地。这些根据地被铁路、公路和城市分割分布在广大乡村,尤其是鄂豫边、华南游击区孤悬于华中与华南,对中国共产党力量壮大与发展极为不利。如何把华北与华中、华南的根据地联结起来,成为中共中央思考的战略问题。1944年4月,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国民党军队丧师失地,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和广西等省部分地区沦陷,给中国共产党在这些地区建立敌后根据地带来了机遇。

  因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十分关注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后引起的战局发展和变化。4月22日,毛泽东电示滕代远、邓小平,要求太岳区第四军分区唐天际部对敌情进行侦察,以便在“敌南犯后方空虚时,应乘机开展豫北地方工作,以便将来可能时,开展豫西工作的基地”。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河南作战失败,“河南平汉路以东及河南大部地区已成敌后地区”。5月11日中共中央迅速发出指示:“北方局、华中局、冀鲁豫分局应分担发展与指导河南及皖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任务”,并明确分工,“在郑州以西地区由北方局负责;平汉路以东之豫东地区由冀鲁豫分局负责;豫南及皖北地区由华中局及豫鄂边区党委与淮北区党委负责”。这是中共中央“向南发展”战略的初步构想。6月23日,刘少奇、陈毅给张云逸、饶漱石、李先念的电报中说:“长沙陷落,衡州亦将不守,敌由广韶向北进行夹击,亦计日可待。因此,使我五师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日益增高,五师今后发展方向应该确定向河南发展,完成绾毂中原的战略任务。这一任务完成,使我华中、华北、陕西呵成一气,便解决了我党我军颠仆不破的战略地位。”中国共产党向南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在河南、华南建立敌后根据地,把华北与华中、华南联系起来。

  “向南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乏干部。新四军第五师“干部数量,只有需要的三分之一”;华南的东江纵队也指出,1942年至1943年,“对于干部的改造、培养、提拔和照顾、保存差,一年中干部的损失数量很大”。中央提出“向南发展”战略后,决定从陕甘宁边区抽调干部南下,解决五师和华南根据地干部不足的问题。7月,毛泽东与三五九旅旅长王震谈话,指出中央决定派一批干部到南方去,一部分到五师,一部分与东江纵队会合,发展华南抗日游击根据地,决定由三五九旅安排护送这批干部南下。由于护送干部南下责任重大,王震表示亲自率部队护送,得到毛泽东的首肯。7月15日,王震向三五九旅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决定从三五九旅抽调100—150名干部配合中央决策。同月,毛泽东再次约见王震,更加明确指出:“由你们南下支队护送干部,挺进华南,会合东江纵队开辟湘赣粤桂边的五岭抗日根据地,把华中和华南联系起来。这样,在日本军队退却到山东等沿海地区集结时,你们就可以配合全国各战场的强大反攻,收复失地。在抗战胜利后,如果仅仅是依靠外国势力把内战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我们也能进退有据,牵制其南方一翼,配合各解放区的自卫战争,打败蒋介石,建设新中国。”中央最初的计划是王震带领一支干部队伍南下,先到鄂豫边区,再到华南地区。

  日军攻陷长沙、宁乡后,开始进攻衡阳,国民党主力亦集中于衡阳,造成平汉铁路河南段沿线日军与国民党的军事力量相对比较薄弱。7月26日,新四军第五师政委郑位三等致电中共中央及华中局,认为“目前豫东、豫中、豫西是我党发展的好机会,建议中央、华中局早出兵……中央派河南和送来的干部早动身”。这一建议使中央改变了只派干部南下的想法,决定派一支部队南下建立新根据地。8月8日,毛泽东再次找王震等谈话,据《王恩茂日记》记载,这次谈话内容是:“明年要反攻,我们要占大城市,华南根据地要很快建立和发展。为了缩短时间,建立华南根据地,决定多派部队、多派干部到华南去,现需派16个连——九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六个干部连——要旅长(指王震)告诉彭真同志和叶参谋长做准备。”次日,三五九旅召开干部会议,决定从3个团中各抽调3个连,共9个步兵连,编为3个大队。6个干部连“以教导营四个队编为三个队,延安编二个文化队,一个比较高级的干部队”。9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正式决定由王震、王首道率领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主力,“从陕甘宁边区南下湘粤边,配合华南抗日武装,开辟以五岭山脉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并委托任弼时、刘少奇、彭真与王震谈话,“交待任务,并拟出干部名单交中央批准”。经过近5个月的酝酿和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与建议,“向南发展”战略构想成为中央的决策。

  10月3日,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了南下干部问题,决定主要从三五九旅和延安各机关抽调干部组成。任弼时提议,“从陕甘宁边区派出的干部由西北局统一负责,从中央机关派出的干部由中央组织部负责,在延安即确定干部的去向”。31日,中共中央正式做出决定:“(一)王震、王首道所率领的干部和部队,在湘水与资水之间,以衡山山脉为中心,建立根据地;(二)由王首道、王震、贺炳炎、廖汉生、文建武、刘型、王恩茂、张成台等八人组成军政委员会,以王首道为书记;(三)名义为‘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以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治委员;(四)派去五师的干部,由鄂豫皖、湘赣边区党委及五师首长按工作需要及前途分配工作;(五)南征部队所需经费由任弼时与西北财经办事处商议决定。”由三五九旅主力和3个干部大队组成的南征部队命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简称“南下支队”),其中第一、二、三大队是三五九旅的战斗部队,第四、五、六大队是干部大队。第四大队是原红六军团及湘赣苏区的老干部为基础,再加上三五九旅干部训练队,郭鹏任队长,廖明任政委,准备随三五九旅南下开辟湘粤赣根据地;第五、第六大队是补充给新四军第五师的干部,其中第五大队以原红二军团及湘鄂西苏区的老干部为基础,贺炳炎任队长,廖汉生任政委,任务是到原洪湖老苏区,加强五师在洪湖的力量;第六大队以原四方面军鄂豫皖苏区的老干部为基础组成,文建武任队长,张成台任政委,到鄂豫边区加强五师的力量。南下部队共计4602人,其中三五九旅4031人。两个干部大队合计571人,第五大队400人,第六大队171人。南下支队的最高领导机构是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军的政治、军事工作”。南下支队的主要任务是输送干部和在湘粤边区建立抗日根据地。

  二、 巩固鄂南与建立湘鄂赣根据地

  1944年11月7—10日,南下支队分批陆续离开延安。因南征的任务比较特殊,南下支队“行军的任务是带干部、带部队到南方去,打仗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因此十分必要时才作战”。为此,南征中做了必要的保密工作,南下支队主要负责人的名字不对外公开,电报都用代号,司令部和政治部也用代号;遇敌或过封锁线时绕道行军,不主动向日伪和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避免耽搁时间和不必要的减员。经过80天的长途跋涉,行程4000华里,1945年1月27日南下支队到达鄂豫边根据地中心地区大悟山与五师会师,第一阶段任务顺利完成。

  1月28日,王震、王首道等致电中央军委,南下支队到达五师,“保护所有的干部到达目的地,并要执行新的任务”。按照中央部署,文建武、贺炳炎所带的营以上南下干部“统由郑(位三)、李(先念)分配”。2月3日,中共鄂豫边区委员会召开扩大联席会议,讨论了中央发展鄂南根据地的指示,决定贺炳炎、廖汉生带领第五大队中原二方面军干部到襄南工作。5日,南下支队和鄂豫边主要领导联名电告中央:“九旅部队立即渡江南下,经过湘鄂赣地区到湘南,与张体学部千余人配合南下,并留在鄂南十县地区进行游击战争与创造根据地。其先遣部队昨日已出发,主力一星期后即可出动。”征得中央同意后,五师决定派第十五旅旅长、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张体学率领第四十、第四十一团随南下支队南下,创建新的根据地。

  继续南下需要穿过鄂南到粤北建立根据地,南下支队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1938年武汉会战后,湖北、湖南、广东形成比较复杂的局面,日伪政权与重庆国民政府控制的地区形成犬牙交错的状态。中国共产党在鄂南建立根据地的大部分地区属于拉锯的游击根据地。因此,执行第二阶段的行军任务,南下支队面临巨大的困难,“经过敌占区,一般规律,敌人据点守备兵力,我不打他,他不打我。但经过顽固区不同,我不打他,他反打我,故凡经过顽区必然发生战斗”。为此,中央指示南下支队:“可称新四军(不出布告),迷惑国民党”,“稳步前进,不要太急,注意集合部队协调”。由于当时国共两党正在谈判中,美国军事观察小组也正在延安,为了避免暴露八路军向南行军的消息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南下支队以新四军五师的番号行军。

  按照中央的部署和2月初鄂豫边区委员会联席会议的决定,贺炳炎、廖汉生率领南下支队第五大队到达襄南。襄南是东起武汉、西抵沙洋的襄河以南、长江以北的平原湖区,面积1.2万平方公里,约200万人口,是抗战时期日伪与国民党争夺比较激烈的地区。1944年11月,中共鄂豫边区将襄南的第三军分区划分为第三、第五军分区。次年2月,中共鄂豫边委员会和五师指示第三军分区“以洪湖为依托,创立以洞庭湖为中心的湘北鄂西根据地,并与湘鄂赣联结”。为实现该战略,鄂豫边区党委决定,贺炳炎担任鄂豫边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廖汉生担任中共襄南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其他干部“也都充实到军分区机关、部队和各县指挥部去”。至此,南下支队护送干部到五师的任务全部完成。

  2月14日,南下支队和五师第四十、第四十一团出发,继续南征,以恢复和巩固鄂南根据地。鄂南位于长江中游南岸,早在1942年7月,李先念曾向中央建议,将鄂南“逐渐建设成为一个独立的战略单位”,鄂南逐渐成为五师的游击根据地。1945年4月18日,南下支队兵分两路从黄冈与巴河间、蕲春与田家镇间渡过长江,进入鄂城、大冶和阳新地区,与国民党留守鄂南的第三、第五支队激战,占领谭家桥后,继续南进。26日,在湖北阳新大田畈与千余名日伪军激战,击毙日军70余名、伪军200余名,取得挺进鄂南首战胜利。大田畈战斗后,南下支队为巩固鄂南根据地,与五师第四十、第四十一团协同作战,3月初取得“俘获人枪三百余”的胜利。6日,南下支队行至通城、崇阳、通山交界处金塘、大源一线,进入大幕山地区。

  位于大幕山腹地的大源是国民党鄂南专署所在地,南下支队决定占领该地区。3月10日在大源成立崇(阳)通(城)通(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南下支队加强了以大幕山为中心的根据地建设。在军事上,肃清鄂南土顽军队,并“在大幕山地区建立了修械所、野战医院等后勤机构”,第四十、第四十一团也留在鄂南地区。在政治上,除恢复、巩固了咸崇蒲、咸武鄂根据地外,还新发展了咸通阳根据地。为巩固鄂南大幕山根据地,南下支队向中央及五师首长致电,请求“迅速增派一个小团及大批干部来”。11日,再次致电中央和五师:“目前鄂南敌后空隙甚大,发展条件好……要求五师迅速增调一团兵力及大批地方干部到鄂南开展工作。”

  在鄂南奠定了根据地的初步基础后,南下支队继续南下。经中央批准,王震所部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继续简称“南下支队”),下属各大队改为支队,由6个支队组成。3月17—23日,南下支队从湖北进入江西,26日占领湖南平江县城,公开张贴《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司令部布告》,宣告“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的宗旨、任务和方针等。三五九旅前身是原红六军团,在平江有一定的群众基础,28日南下支队在平江县城举行群众大会时,“群众革命热情很高”。同一天,王震等致电中央,对进军鄂南、湘北进行总结:一是国民党地方军战斗力差,“所有阻我前进之顽军团队均为我击溃”;二是南下支队受到群众热烈欢迎,“各界人士对我军队极为欢迎,认为是梦想不到的军队,见人都说毛主席和朱、彭,还没有忘记他们”;三是关于湘北工作,计划“到七月上旬估计可能发展两万人枪,建立政权及临时民众机关,然后以一万至一万五千主力挺进湘中、湘南,则湘北成为我们的依托”。从电报内容看,王震等对立足湘北和建立根据地十分乐观。但从战局发展态势看,他们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形势。30日,毛泽东在回电中要求南下部队采取谨慎的态度,并再三强调:“国民党向美宣传我军向他进攻,你们应力避攻击顽军,以免遗[贻]人口实,只取自卫姿态,反击来攻之顽。”次日,毛泽东再次强调,“要注意策略,勿主动进攻顽军,待其来攻然后打击之,站在自卫立场上”。毛泽东的两个电报都强调不能主动进攻国民党军队,一方面担心给国民党落下口实,影响美军观察组对中国共产党的评价;另一方面,如果在湘北与国民党军队呈胶着状态,会影响中国共产党在湘粤边沦陷区建立五岭根据地的战略意图。

  尽管三五九旅主力南下期间采取了各种措施隐蔽其番号和行动轨迹,但日军和国民党军情报机构还是通过各种渠道得到其动向和战略任务。驻汉口的日军祺照大佐作出“中共军在豫湘战役后,必乘机大举向南发展”的判断。1945年2月12日,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薛岳向蒋介石汇报了八路军、新四军在豫南会师的情况。3月31日,薛岳又电告蒋介石:“延安毛泽东将以六个师兵力于湘鄂赣边区建立根据地,企图逐向东南发展,并乘敌撤退时占领武汉、长沙”;“窜鄂奸匪除新四军第五师外,尚有一二零师三五九旅王震部”。这说明南下支队的行踪、战略意图完全暴露。南下支队渡过长江进入第九战区后,薛岳就部署“追剿”。3月3日,薛岳、王陵基命令所部七十二军“经宜春、万载、铜鼓,密开修水,并指挥新十六师及鄂南挺进纵队,剿办窜扰鄂南”的八路军;9日,薛岳致电王陵基,“督令傅军长,暨三十四师、新十六师、新十三师,努力剿办,对各纵队及鄂南专员县长,请兄分别严令协力剿办”。同日,又致电第九战区所辖第三纵队,“除驻留一部守平江外,应全力协同七二军进剿”;平江县“应发动全县武力,协同进剿”。31日,薛岳令第九十九军(军长梁汉明)第九十九师在浏阳集结,第九十二师在萍乡集结。4月4日,又命令七十二军“以两师及三纵队由长寿街向嘉义市、三眼桥、安定桥、平江,以回师经上墩、中洞向三眼桥、平江跟踪索匪,猛力攻剿”;第二、第五纵队“立经崇阳、通城之东,自东北向西南循匪窜回路跟踪追剿,如匪有后续残匪南窜时,该两纵队应全力阻匪,第四纵队速向梅仙、平江地区猛力追剿”;九十九军集结于永和市、浏阳之间,“扼守东门市、古巷、浏阳以北山地隘路,阻匪南窜”。4月10日,薛岳再次令七十二军“速向南江桥、梅仙、黄岸市方向猛攻”,九十九军“速向平江猛攻”。薛岳侦知南下部队的动向后,立即调集大军“围剿”,形成包围态势,阻挠南下支队进入湘粤边地区。

  面对强敌,南下支队除兵力不足外,还缺乏情报、经费和武器等战略物资支撑,与国民党军队在湘北、鄂南地区的一系列作战中,处于极端劣势。4月,国民党军第十三、第十五、第十六、第三十四、第九十九、第九十二师和第四、第五纵队逐渐形成对南下部队的合围态势。14日,国民党军队对平江县城展开了猛烈进攻,南下支队不得不撤出平江城。之后,南下支队节节抵抗,不得不搁置继续南征战略,逐步向北转移。26日,南下支队集结在黄岸市,原计划“歼灭顽十三师”,以振士气。但国民党军第十三、第九十二师“合击黄岸市形势已成”,只得取消作战计划。面对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的合击,王震等立即决定“主动撤出现有作战区域,暂时向鄂南地区转移”。27日,部队安全转移到鄂南根据地。通过在湘北的战斗实践,南下支队开始认识到面临问题的严重性。5月3日,王震等分析了不能在湘北立足的原因并向中央进行了汇报,认为川军七十二军、九十九军“有作战经验……颇精干,比新兵多的新部队,战斗力强一点”;在湘北国民党军有巨大的作战优势,“(一)除兵力九倍优势于我,更利用其政权及国民党之三民主义青年团、特务叛徒施行残暴的暗杀恐怖政策。(二)有其政权,可强征民夫粮食。(三)欺骗士兵说:被‘奸匪’捉住剥皮抽筋,故恐惧怀疑。(四)各地旧有工事,有利顽军稳扎直打。(五)薛岳估计,我在湘鄂赣创造根据地,除以大兵力乘机向我立足未稳之际,积极向我进剿外,并以各地加强筑堡防范”。而南下支队劣势明显,如“我方部队官多兵少,战斗官兵与顽方不利相持”,“我军地形尚不熟悉,伤员不能寄养在群众家中”。由此,王震等开始摈弃以往顽军战斗力弱的观念,对自身劣势也有了足够的认识,并适时调整了南进方略。

  为建立可靠的战略支撑基地,王震、王首道决定建立湘鄂赣根据地政权。4月13日,南下支队召开会议,“决定开展湘鄂边工作,成立湘鄂边区党委、行政公署、军区,并成立一个专署,一个地委,领导平江、湘阴、岳阳、临湘等县工作”。15日,王震等筹划建立根据地的决定以建议形式报告给中央与鄂豫边区主要领导人,计划以“三个月在湘北敌占区及接敌区创造游击根据地,以便贯通鄂南分区,准备继续南进,迎接后续部队”,在平江西北、岳阳东南、湘临、湘阴、崇通5县开展工作,建议成立湘北地委、专署及军分区。此项建议得到鄂豫边党委和五师领导的赞同,并建议将“五师第四分区,除江北部队外,江南之部队及地方工作全部交给该区党委,这对于工作有莫大好处”。从战略全局考虑,将湘鄂赣边作为一个战略区考虑比单独建立湘北根据地更有利。4月28日,王震等再次向中央建议,“立即成立湘鄂边区的统一指挥与领导,创造鄂南十县与湘北六县敌后根据地”。5月4日,中央回电指出:“湘鄂赣边区根据地必须创立,以为南北枢纽”,肯定了建立湘鄂赣根据地的“枢纽”地位。5月初,根据五师党委指示,在湖北通山以王首道、聂洪钧、刘型、张体学组成中共湘鄂赣边区临时委员会,书记王首道;建立了湘鄂赣政务委员会,主任聂洪钧;成立湘鄂赣军区,司令员王震,政委王首道。辖区包括湖北武昌、鄂城、大冶、咸宁、蒲圻、通山、通城、崇阳、阳新、嘉鱼,湖南长沙、岳阳、临湘、平江、浏阳和江西瑞昌、武宁等17县的大部或部分地区。根据地建立了基层党政军领导机构,包括3个地委、2个中心县委、12个县委、13个县抗日民主政权。新建立的湘鄂赣边区东部以长江为界,西到洞庭湖,南到通山,“鄂南地区除公路铁路线外,完全为我控制(包括梁子湖、樊湖、鲁水湖整个富庶地带),南北二百余里、东西三百余里,人口一八〇余万,并湘北分区三〇余万,共二百余万”。湘鄂赣成为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的19个抗日根据地之一。

  三、 寻找南下突破口与转战湘鄂边

  1945年4月底至7月,南下支队一直在寻找南下突破口。为摆脱困境,南下支队调整战术,“迅速集中主力,远出王陵基后方之修水、武宁。把七十二军拖远分散,寻求运动战之歼灭战,使顽主力消灭一部或分散,然后我重返湖南敌占区、敌顽交界地区发展”。4月30日,军政委员会决定由王震、王恩茂率领第一、二支队插入江西修水、武宁地区,迫使王陵基部东调;王首道率第四支队及直属机关配合鄂南部队,消灭梁子湖股匪及各地残匪,巩固鄂南根据地;第三支队及新成立的平江独立团等,重新进入岳阳、临湘、平江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通过该战术改变南下支队的被动局面。不过“这次行动未达到调动顽主之目的”,即“拖远”或“分散”王陵基川军的战术并未奏效。王恩茂也认识到“若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建立根据地,依据我们现有的力量和条件是很困难的”。

  南下支队被困于湘鄂赣地区之际,毛泽东5月4日电示:“顽方既以六个师向你们进攻,你们可以采取机动作战,在你们考虑成熟之后,即可执行。机动办法,或以大部向修、铜行动一次,或由王震率精干支队向南行动,均由你们依据情况考虑决定。” 8日,南下支队召开党委会议研究毛泽东的电报后,决定由王震率第一、第二支队和第五、第六支队各一部,“跳跃式向湘北挺进”;王首道带领湘鄂赣根据地党政军机关与第三、第四支队和张体学部坚守鄂南。10日,王震率部离开鄂南,23日,攻占大云山,以图“打开湘北的局面,作为我们的根据地,作为部队休养生息的地方”。南下支队一方面发展地方武装,一方面开展群众工作,寻找立足点和南下突破口。但王震部第二次南下湘北,遭到薛岳部的“追剿”。25日,薛岳对鄂南、赣北和湘北地区的国民党军做了严密布局:(甲)第一挺进纵队归赣第九区,归孙渡指挥;(乙)第五挺进纵队管区改为阳新、大冶、鄂城、武昌四县境,第二挺进纵队管区为通山、咸宁、崇阳、通城四县境,该两纵队归王陵基指挥,并配属七十二军;(丙)第四挺进纵队管区仍为岳阳、临湘、蒲圻、嘉鱼四县境,归梁汉明指挥;(丁)“赣鄂湘边区剿匪事宜”,归王陵基指挥。由于国民党方面做了更严密的军事围剿部署,南下支队更难有所作为。6月6—7日,在黄岸市附近,南下支队原计划歼灭追击而来的国民党军,不料却陷入国民党第九十二师的包围圈,经过英勇作战,虽“终将顽匪打垮……但我付代价至为惨重”,第二支队长陈宗尧牺牲,两名营长负重伤,受伤30余名,阵亡10余名。纵观南下支队离开鄂南根据地一个月的行动,在湘北他们基本上每天都在行军,因无群众基础,情报不灵,十分被动。在无法实现战略意图的情况下,6月13日,南下支队主力不得不再次返回鄂南。南征再次受挫,对官兵的情绪影响极大,“所有指战员都感到焦躁不安”。因此,王震等再次向中央军委提出先建立稳固根据地,后南下的建议。

  我们认为发展整个华南工作,需要首先将湘鄂边区造成巩固根据地,作为向南发展的依靠。同时,又需要一支精干部队,首先深入湘(潭)、醴(陵)、安(乡)、衡(阳),或湘(潭)、宝(庆)(今邵阳)、祁(阳)、衡(阳),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打通与秘密党的联系。因此,提议王震率二千人的支队,现深入内地,准备主力继续南进的条件。其余部队及大部干部,由首道率领与鄂南张体学部会合,统一湘鄂边区党委会领导。如此,当可以湘鄂边区工作,又便于先头支队的游击运动,可以减少行动中之伤员及人马干部的累赘。

  根据鄂豫边区面临的形势,6月6日,鄂豫边区党政军领导人郑位三、李先念等也向中央提议,南下部队“暂时不要深入湘中、湘南,而湘鄂赣边区主力集结于大幕山适当阵地,做一时期休息补充,以待第二梯队到达,然后再向湘中、湘南前进,于此较为妥当”。从5月29日和6月6日的电报看出,王震和郑位三等的电报基于现实情况,提出建立稳固的后方根据地,休整人马后再南下,是比较稳妥的办法。

  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欧洲战事结束。在日本战败前在湘粤边建立根据地,仍是中共中央关心的问题。6月12日下午,中共七大主席团常委会议“主要讨论向南发展的问题”。会议确定了“八路军南下部队行动的主要方向是沿粤汉路南下,与东江纵队北上的部队会合”的战略方针。会议还决定派遣文年生、雷经天等领导南下支队第二梯队,“到湘粤赣地区与东江部队会合……目前是对付日本侵略军,将来是武装制止内战”。由此可知,中共中央向南发展的方针一以贯之,并未改变。常委会议后,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军委给南下支队的复电,从战略全局考虑,再次强调建立湘粤边根据地的重要意义,指出:“目前整个形势仍于我有利,南洋战区由英国负责,美军不打广东,故日寇放弃南宁,缩短防线,巩固粤汉,并东攻三南(指江西虔南、龙南、定南)、河源。美军由欧东调需要时间,日美决战当在明年夏季以后,故你们尚有一年至一年半以上之时间可以利用,过此则将发生变化,国民党有发动内战可能,到那时你们的根据地须具相当规模,以便应付内战,造成南方一翼,此任务有具有重大意义。”南下支队的行动方针不外两种情形,“(一)仍在现地坚持;(二)向南发展”。如果是第二情况,毛泽东提出两个方案,即“(一)王震先率精锐南进,首道率余部在现地;(二)你们两人率主力(大多数)南进,留小部配合张体学创造湘鄂边区,等候张启龙、文年生等”。毛泽东指示的电文字里行间表明中央希望部队继续南下,抢在日美决战前和趁日军收缩防线时完成湘粤边根据地的建立。为实现该战略目标,16日,中央致电广东区党委,指出“华南战略根据地不可能以目前之东江地区为中心,依今日敌情及将来变化,均应以湘、粤、赣边区为中心”。为实现在湘粤边建立根据地的战略目标,中共中央要求广东区党委“派遣大的有力部队由负责同志率领,随带大批干部,迅向北江地区发展,直至坪石、南雄之线,扩大游击根据地,以便在数月后和王震、文年生各部打成一片,并接受干部”。19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湘鄂赣边区党委,强调:“我们觉得你们须率主力大部以三个月左右时间,一直进到湘粤边区与广东部队直接配合,建立南方局面方有前途,逐步跃进将丧失时机陷于被动。”随着欧战的结束,根据对日美在太平洋战争形势的研判,中央对建立湘粤边根据地十分迫切,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华南地区中国共产党与敌伪、国民党军队的态势,才有利于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控制华北、华中到华南的战略通道,在制止国民党军队发动内战时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

  因南下支队对执行中央建立湘粤边根据地的战略认识不清,6月24日,中央再次致电湘鄂赣边区党委和南下支队军政委员会。首先,南下支队不应该在湘北和国民党军队纠缠,更不应该把打垮川军作为战略目标,明确指出“集中兵力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和国民党优势兵力反复地多次地打大仗,不但在军事上是不利的,而且在政治上是不利的”。其次,强调对于国民党军只能站在自卫立场上,此次南下最根本的任务是在敌占区(即沦陷区)建立根据地,重申“我军的战略方针是在日寇占领区域实行分散的游击战争,建立与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建立与扩大军队、游击队与民兵,削弱敌军、伪军与联敌攻我之顽军。对于国民党军队不应超过自卫立场,只有在国民党军队向我进攻,妨碍我在敌占区的抗日战争,而又在兵力对比有利的条件下,才可以集中相当数量之兵力,站在自卫立场上给以反击,取得胜利,其目的也在于便利我党在敌占区建立解放区。不应在干部与战士中灌输专门打顽军或主要打顽军的思想,而应向他们灌输主要打敌伪军,只在自卫立场上打顽军的思想,以提高他们在敌占区建立解放区的认识与情绪”。再次,强调南下支队的任务是在粤赣边和湘桂边建立根据地。指出“现在距日寇崩溃只应估计尚有一年半,时间很迫促,而在湘中衡、宝、潭、醴地区建立解放区,在目前是可能的,在日寇崩溃后要继续存在、坚持,将是很困难的。那时又使我军处于极困难的地位,甚至被迫北返之可能,而且不能和广东力量打成一片,违背着在南方一翼建立局面,以便在国民党发动内战时牵制国民党一翼的战略意图”。在粤赣边和湘桂边“分散建立许多游击区,逐渐成为巩固的根据地。准备一切条件,使我军在日寇崩溃、国民党发动内战时,能够依据五岭山脉坚持并发展”。与前两份电报不同,此次电报一方面指出湘鄂赣党委和南下部队与川军纠缠会造成军事和政治上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督促湘鄂赣边区党委和南下支队执行中央的战略决策。在不到十天时间,连发三次电报,足见中央对在湘粤边建立根据地十分重视与急迫。

  中央24日的电报引起了南下支队领导对执行中央决策的反思,认识到过去的错误:“一、过于强调鄂南的意义,主力不敢大胆的南进,忽略了我们主要的任务。二、计划在国民党区域建立根据地,对于敌占区解释和了解有错误。三、没有严守自卫原则,忽略了抗日战争的意义……计划与国民党打大仗,而忽略在敌占区分散进行抗日游击战争”,“经过了八个月,我们的成绩很小,我们的消耗很大,这是我们在政治方针、军事政策上发生了偏向的缘故”。接着,7月4日,湘鄂赣边区党委召开高干会,“着重讨论了今后边区的工作和部队的军事行动”,会后由王震、王首道联名“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发报,决定遵照中央指示”,由王震、王首道“一起率主力继续南下”。6日,王震、王首道以中共湘鄂赣边区党委名义致电中共中央和五师:“我们取得郑、李同意,王、王率主力及干部南进后,湘鄂赣边区工作归第五师党委直接指挥领导,暂时规定以聂洪钧、张体学、左齐三人为区党委领导核心,仍保留区党委及军区名义,以聂代理书记及政委,并决定东分区机关与军区合并,以充实军区及区党委机关领导。为隐蔽主力南进,王、王名义亦暂时保留在边区,今后边区整个领导组织候中央正式决定。”该电文一方面表明南下支队坚决执行中央战略决策,王震、王首道共同率南下部队继续南下;另一方面对南下后湘鄂赣的工作做了部署和征询中央意见。11日,中共中央回电指示建议成立鄂南地委,直接受鄂豫皖区党委指导,“地委由张体学为书记,其他委员由鄂豫皖区党委决定。聂洪钧仍随队南进”。该电报否决了湘鄂赣边区党委关于湘鄂赣根据地工作意见和建议,19日,王震、王首道回电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

  四、 建立湘粤边根据地机遇的失去

  湘鄂赣边区党委高干会之后,7月7日,南下支队从咸宁县茶地铺地区出发,继续执行中央的南征战略方针。为了帮助部队南下,11日,中央军委参谋部给南下部队提供情报,包括东江纵队等中共军队在广东人数、活动范围,沿途日伪军的驻防地点、兵力部署和动向等。同时电告广东区党委,指出今后发展的方针是在粤北、赣南、湘南的五岭山区“建立湘粤赣桂边(以五岭为中心)根据地,迎接八路军南下部队,合力创造华南新阵地,配合华北、华中我军,进行反日作战,并于日寇消灭后,能对付国民党必然发动的内战”。并告知王震部已经开始由湘北南下,希望迅速与之取得联系,“加强湘南、赣南、粤北的情报工作,随时将该区敌、伪、友、顽、我的情况告诉王震、首道,协助其顺利南下,并做一切配合行动的部署和部队会合后的各种准备,达到华南全军团结一致完成党的任务”。19日,王震、王首道把沿途行军、病员等状况向中央做了汇报。22日,毛泽东回电指出:

  你们的唯一任务是争取目前一刻千金的时间,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并与广东我军连成一片,准备于内战时牵制南方一翼。完成这个任务将遇到极大困难,但只要内外团结,政策正确,是能够完成的。不要希望在浏(阳)、醴(陵)、衡(阳)、宝(庆)一带建立根据地,蒋介石必于日寇失败后出死力铲除这些根据地,那时将使我军处于不利地位。应该一直往南,建立五岭根据地,利用湘、粤、桂、赣四省交界之矛盾,日寇失败后我亦可以立足。此外,和东江纵队会合,使他们获得援助,保存并发展这个多年创立的南方力量,避免可能的失败,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也要你们去完成。看问题要把眼光放远一点,不要被一时现象所迷惑。

  同日,中央也电示南下支队第二梯队张启龙、文年生,强调:“你们目的地亦是湘南粤北,在不使部队过于疲劳条件下应注意酌量缩短行军过程,争取在阴历年底到达五岭与‘二王’会合……你们电台应与王震、首道台经常联络。”两则电报都属于督促性质,电报措辞中隐含的蕴意是担心南下部队再次裹足不前,所以警告南下部队不要有在浏阳、醴陵、衡阳、宝庆一带建立根据地的幻想,更要认识到在五岭建立根据地对未来国共内战中的战略地位。为实现在湘粤边建立根据地,8月4日,毛泽东电示广东区委“从东纵派出一有力支队由一个得力同志率领附电台及大批地方工作干部,于半月至一个月内到达湘粤边宜章、乐昌地区,准备与二王会合,开创湘粤边根据地”,并就广东区委的工作提出了具体的方针,要求在“半年内”完成。按照中央的指示,广东区党委派东江纵队副司令员王作尧、政治部主任杨康华组成党政军临时委员会,率领1000人北上,“指导该地区党及其武装与二王打成一片,创造根据地”。广东区党委开始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对与王震、王首道在湘粤边会合也开始持积极态度。

  就在中共中央继续实施建立湘粤边根据地的战略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发生了重大变化。8月8日,苏联红军对日宣战;10日,日本向盟国发出乞降照会。中国共产党在得到日军乞降的消息后,11日,除了朱德以八路军“延安总部”名义发布7道命令外,中央针对建立湘粤边根据地给八路军南下支队和广东区党委发了具体指示,督促南下支队:“苏联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你们任务仍是迅速到达湘粤边与广东部队会合,坚决创造根据地,准备对付内战”。同日,中共中央致电广东区党委:“你们应乘目前混乱状态而蒋(介石)、余(汉谋)两系军队又忙于进入广、韶等大城市之际,仍以最大主力用极大速度向粤北发展,以便与湘粤边两周后可能到达之王震部队取得联系,造成我华南制止内战的根据地。这是最要的一着,没有此,你们将无退路。”从中央的两则电报看,日本乞降时,中央建立湘粤边根据地的战略意图仍未改变。

  早在1944年11月南下支队出发前,毛泽东与王震谈话时就指出,南征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包括中国抗战还要持续两三年,南下支队“就可以在华南利用日伪和蒋顽之间的矛盾,放手发动群众”,在以五岭为中心的湘粤边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第二种可能,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迅速胜利,日本很快投降,整个局面就发生变化,“蒋介石决不允许你们把这把刀子插在他的咽喉,他会首先集中力量吃掉你们……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们还能回到鄂豫边李先念同志那里,那也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日本乞降后,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条件也消失了。由于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南下支队将面临第二种情况。8月13日,蒋介石电令湘潭、湘乡、宁乡、衡阳各县自卫团截击南下支队,并要王耀武“派队剿灭”。国民党暂编第五十二军2个师、第四军1个师在永兴、资兴布防;第四十四军驻茶陵、攸县和安仁,暂编第二军驻永兴、资兴,形成对南下支队的合围之势,南下支队立即遭到国民党新一轮的“追剿”。在没有得到中央北返指示的情况下,南下支队还是选择了南进与东江纵队北上支队会合的方案,继续执行中央建立湘粤边根据地的战略决策。25日,进入湘粤赣边的大庾岭,26日,到达广东南雄栋头,并提出“争取一个星期内和东江纵队会合”。

  8月15日,日军正式宣布投降后,国民党第七战区余汉谋部加强了对粤北的防范。8月19日,余汉谋调整部署,以第六十三军负责监视广州方面之敌,以第六十五军向粤北既对付日军也“搜剿”南下的八路军;22日,又电令本战区除了解除日军武装外,对于八路军“驱逐或剿灭之”;25日,指示一六〇师协助第九战区“对南雄方面并应留置小部防剿”。9月6日,第六十五军做了战术调整,调动一六〇师、一八七师5个主力团驻防仁化、始兴、曲江、南雄等地区。这样,因余汉谋部横亘其间,南下支队不能继续南下,东江纵队北上支队也因余汉谋部的堵截难以在规定的时间北上。10月17日,林平在给中央的报告说:“粤北自申佳(九月九日)起,受一六〇师进攻,我伤亡损失百余人,北支自未酉(八月二十五日)起,受一五二师等进攻,伤亡失散亦百余人,西北支队,自九月初北上受顽截击后,即断联络,至今情况不明。”11月15日,杨康华给中央的报告也说:“北上时一千一百人……抵下北山时,有病员百余人,为一六〇师、一八七师猛攻。抵南(雄)、仁(化)边时,又为邬锡金(百顺区长)自卫队及长江自卫队袭击,总计病员牺牲、被俘达六十人,跑失者有六十人,在战斗中跑失教导员、中队长以下二十余人。”因余汉谋部横亘在粤北,东江纵队北上支队付出了巨大代价,仍未能与南下部队会合。1945年8月底,付出艰辛努力和代价的南下支队到达粤北,但未能与东江纵队北上部队会合,加之此时日本宣布投降,湘粤边地区已不是沦陷区,国民党也加强了对湘粤地区的防范,中国共产党在湘粤边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机遇完全失去。

  五、 中央战略调整与三五九旅北上中原

  从中共中央建立以五岭为中心的湘粤边根据地的决策过程看,这是一个长远的战略决策。1944年7月,中央认为抗日战争还可能持续两三年时间,用两三年时间在湘粤边建立根据地完全是有可能的。1945年5月,德国法西斯投降后,中央研判美日决战尚需时日,认为消灭日本法西斯尚有一年半的时间。8月初,中共中央仍要求东江纵队配合王震部在半年内完成建立湘粤边根据地的部署。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程与时局变化出乎预料,苏军向日军宣战和日本乞降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调整战略,放弃向南发展,转而发展东北。

  欧战结束后,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南下支队建立湘粤边根据地的战略意图尚未实现,毛泽东开始思考战略转变的问题。5月27日,毛泽东在主持中共七大主席团会议时谈及战略指导问题,他说:“今后的问题,要得到技术条件,要准备二十到三十个旅,十五万到二十万人,脱离军区,将来开到东北。” 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关于讨论政治报告的结论时指出:“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将来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之下……如果我们有了东北,大城市和根据地打成一片,那末,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了”。6月10日,毛泽东再次强调:“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毛泽东以战略家的眼光指出东北对于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具有重要的意义。

  苏军对日宣战后,为配合苏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8月11日,中共中央派冀热辽八路军、原东北军吕正操部向东北进军,12日决定“集中延安的东北干部及确定去东北工作的干部组成训练班,准备派往东北工作”。这时,文年生、张启龙率领南下支队第二梯队到达河南,13日,中央军委致电文年生、张启龙,指出:“在河南收复失地,归王戴(王树声、戴季英)统一指挥……望你们速与他们配合行动。”中共中央开始停止执行“向南发展”的战略。特别是8月15日日军宣布投降后,中共中央一直在做向东北大规模军事调动的部署,要求晋察冀、晋绥、山东等根据地抽调干部和部队进入东北。26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在与国民党谈判中“必须作一定的让步……我们让步的第一批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批是江南,第三批是江北”;二是向东北发展的战略,“陇海路以北迄外蒙一定要由我们占优势。东北行政大员由国民党派,我们去干部,一定有文章可做”。此次会议标志着中共中央最终放弃“向南发展”战略,向东北发展的战略基本确立。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让出“广东至河南”的当天,南下支队到达广东南雄境内。但中央准备与国民党谈判时“让步的第一批是广东至河南”的战略构想并未在第一时间告知南下支队。在8月底至9月初,南下支队依然转战在湘粤赣交界地区,并在南雄境内遭到国民党第九十、第一六七师及地方武装合击,几近绝境,不得不向北撤退。其间,南下支队曾两次向中央发电,请求北返。毛泽东同意南下支队的意见,7日,中央军委电告王震、王首道南下支队“北上与五师会合”。南下支队遂途经遂川、永新、茶陵、莲花、萍乡、宜春、浏阳、平江、岳阳、临湘、蒲圻、咸宁、鄂城、黄冈、黄安等县,10月3日在黄安县庙基湾再次进入鄂豫边根据地。在此之前,即10月1日,郑位三、陈少敏已电告中央,王震、王首道安全抵达鄂东,“因部队需要长期休息,我们拟以王、王暂主持鄂东区党委工作”。3日,中央复电同意郑位三、陈少敏的请求,由王震、王首道暂时主持鄂东工作。17日,中央又致电王震、王首道,抚慰南征支队干部战士,要求南下支队加入五师,帮助打开局面并支持中央向北发展的决策。按照郑位三等人的请求和中共中央对全国形势的通盘考虑,决定南下支队加入以五师为核心的中原地区工作。30日,中央电令由新四军第五师、八路军南下支队、河南省军区组建中原军区,李先念任司令员,郑位三任政委,王树声任副司令员,王震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首道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原军区野战军与地方军共计6万人。在抗战胜利初期的国共斗争中,南下支队加入中原军区,无疑加强了中央“向南防御”战略的力量,也标志着南下支队为实现中央新战略开始了新的使命。

  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1944年11月上旬从延安出发南征,经历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江西、湖南直至广东南雄县境内,又北上经江西、湖南、湖北到鄂豫边根据地,历时320余天,途径7省78县,行程1.58万余里,堪称小长征。此次由三五九旅主力承担的南征与北返到鄂豫边根据地,折射出中共中央在抗战胜利前后不断调整战略决策。日本正式投降后,中央又决定放弃在湘粤边建立根据地的战略。首先,湘粤边地区作为建立根据地的“敌后”已经不复存在,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条件已经丧失。8月25日,中共中央致电王震、王首道“望依三省边大山休息,恢复疲劳”,不再督促其继续南下;又致电郑位三、李先念同意“关于王震、王首道鄂南支队留在鄂南的建议”。其次,西南、中南和华南地区是国民党军主力部队集结地和其政权比较巩固的地区,中央认识到“在广东、湖南、湖北、河南等省的我党力量比华北、江淮所处地位较为困难”,抗战胜利后再坚持实施向南发展的战略,中国共产党没有优势。再次,苏联宣布对日作战为中国共产党战略决策转向东北奠定了基础,向北发展比向南发展更具优势。最后,毛泽东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为了增加谈判筹码,中共中央决策采取收缩南方的战略,在全国战略中争取主动地位,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方实施战略收缩,做出让出广东至河南的战略抉择,最终放弃“向南发展”,转而实施向南防御和向东北发展的战略。为实施“向南发展”战略方针的过程中,八路军三五九旅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不仅顺利完成了中央向新四军五师和鄂南派送干部的任务,而且孤军深入敌后,转战湘、鄂、赣、粤四省,吸引和调动第五战区、第七战区国民党军队,减轻了华中、华东等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压力,为抗战胜利和中国共产党战略决策的转变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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