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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须厘清和反思的几个问题刍议

王星智 · 2021-10-10 · 来源:作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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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落后的社会生产己经改变,社会主要矛盾己经转变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必要进一步阐明私有资本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产生、发展及演变前景,确定正确的新时代对私有资本经济的政策,避免新的僵化,从而坚定推进分阶段实现共同富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须厘清和反思的几个问题刍议

  王星智

  摘要

  个体经济与私有资本经济性质上同属私有制经济范畴,但同时又是实质上存在区别的两种类型经济,因而具有不同的地位、作用和影响。改革开放时期我国私有资本经济的出现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重大的变化,事实上在我国形成了二元化的生产关系,是我国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最主要原因。在我国落后的社会生产己经改变,社会主要矛盾己经转变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必要进一步阐明私有资本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产生、发展及演变前景,确定正确的新时代对私有资本经济的政策,避免新的僵化,从而坚定推进分阶段实现共同富裕。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关系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几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改革开放时期,我国经济快速发展,非公经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地位也由补遗拾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非公经济发展,也造成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贫富差距扩大。在改革开放初期,党提出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构想,因此,这种贫富差距扩大也是不能避免的。经过我国人民七十年的艰苦奋斗,我国落后的社会生产己经改变。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提出了今后两个阶段的发展目标,其第一阶段,即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得到充分保障,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因此,党中央在如期完成农村全部脱贫的历史任务之后,今年又决定以浙江进行共同富裕试点,这引起会国人民的热情关注和期待。与此同时,近期也出现了一些令人难以理解的言论。先是试点省的人士无视中共历史上从来没有剝夺民族资产阶级的主张,人民群众对党的共同富裕构想的理解的事实,无的放矢急急忙忙地出来作共同富裕“不是杀富济贫”的解释,一下凉了群众的心。紧接着,一众煤体人士又不顾党中央会议上己对共同富裕全面、系统、辩证的阐述,大谈什么“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什么“贫富均等可能导致人民失去奋斗的动力”等等自以为是的解读。尤其是中国财政科研院刘某某研究员在《沒有民营经济,何谈共同富裕》中,借口要及时澄清对中央的精神的误解和误判,大谈“所谓共同富裕,最通裕的理解就是发展的成果人人有份,就是要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努力、人人共享的格局,这要靠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来实现。”刘文只字不提习总书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重要思想,反而宣称“沒有民营经济的做大做强,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也就谈不上共同富裕。”这那里是在澄清误解,分明就是在搅混水,为私有资本站台。在中央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的时候,岀现如此多的怪论和争议,实际也是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为此,全社会都有必要提高对党中央推进共同富裕的思想认识,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时代历史条件下厘清和进一步反思一些有关问题,可以为此起到很好的作用。

  二、应当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理论界有学者认为:我们今天所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落后国家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学。这个定性是不准确的,也会给推进共同富裕带来思想混乱。该定性不准确在于,当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并不可能也不会完全遵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阐述原理,应只限于中国自身。其次,说是落后国家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学,也不符合逻辑和实际。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过渡的应该是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的先进国家,即使这个(些)国家最初是落后的。实际也表明,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论是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实行计划经济或是实行市场经济,都可以取得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快的发展。苏联用20年的时间成为世界第二的强国,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仅用三十年的时间建成为初步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进一步快速发展,成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二(按购买力平价世界第一)的强大国家,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改变。用这样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可以真正具有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解我国为什么能够如期实现农村全面脱贫,理解在当今新时代的历史节点上,党中央推进共同富裕的战略布署,去掉一切疑虑,积极探索共同富裕的途径和措施。至于这个学术上的定性,笔者认为,比较准确的说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整个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学。

  二、私有资本经济的出现和发展是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最主要原因

  近年来,在很多场合和不少人士都在谈论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就业、90%以上的市场主体的说法。这一组数字的确可以表明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时也从另一方面表明了公有制主体地位弱化的现实,左派人士不无担忧。但更应注意的是,在非公经济概念之后出现的民营经济概念,是一个笼统模糊的概念,其要害在于模糊了个体经济与私有资本经济的区别,掩盖了私有资本经济与公有制经济本质上的对立。在我国目前的所有制结构分类中,并没有将私人合伙企业、私有有限责任公司、私有股份有限公司组成的私有资本企业单独分类,而是将其与个人独资企业(平时所称个体企业)合在一起称为私营企业,再将私营企业与个体工商户合在一起称为民营经济(企业)。但是这样的分类,不利于区别和看待个体经济与私有资本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不能制定相应的政策,不利于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在我国进入了新时代的今天,应当反思。

  改革开放后,党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认识到我国现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改变原来过于单一的经济体制。80年代初,知青大返城和城市新增就业压力巨大,虽然国家通过国营集体单位开办“大集体”方式尽量安排,但仍难以解决不断新增的就业,更难以解决农村富裕劳动力的出路,这样形势下,放开和发展个体劳动已是势在必行。1978年全国共有个体工商户14万户,到1986年就发展到1211万户,从业人员1846万人,极大的解决了就业压力和满足了群众日常生活需要。1987年8月,《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发布,个体户更迅速发展。到2000年发展到2571万户,从业人员5070万人。至2020年8月,发展到8920万户,从业人员1.76亿。与此同时,一些以小作坊起步的雇工人数多于8人的个体企业也发展起来。

  社会实际情况表明,在当今生产力发展水平下,个体经济正是其他经济不能替代的经济领域。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具有分散化、小规模、个性化等特点,政府难以顾及,规模企业难以满足,而个体经济正好有这方面的比较优势。对于个体小企业也是如此,如果不允许个体小企业存在,那么国有或集体企业就只好搞“大而全”,“小而全”,生产效率就难以提高。

  从理论上讲,个体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小生产形态,不单独成为社会的主体经济。小生产既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依附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会长期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这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是不能违背的客观规律,是决定个体经济地位的东西。小生产又是一种不稳定的生产关系,由于个体在经营上的差异,一部分人随时都会因经营不善而倒闭,成为失业者或另谋生路,另一部分人则可能经营有道而要走向更大的发展。80年代中期,我国已确实存在需要解决一部分经营有道的个体户进一步发展的问题。这里可以有两个途径,一种是限制加引导的政策,即对个体户经营的范围,规模作比较严格的限制,使每个个体户规模偏小且数量更加分散,也可以引导个体业主的资金与技术与行业内国有或集体企业参股合营,按比例分红,其本人可以参加(或不参加)企业的工作,以发挥其技术和管理才能,这样既可以增大公有制企业,也可以使得这一部分人得到收益。当然这也是不完全同于50年代公私合营的方式。第二种政策是,放开限制,允许开办私有资本企业。遗憾的是,改革采用了后一种政策。

  1988年7月1日,《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施行,虽然该条例以“企业资产属于私人所有,雇工8人以上的营利性的经济组织”为依据将个体企业和私人合伙企业、私有有限责任公司(当时还不允许私有股份有限公司)组成的私有资本企业合在一起称为私营企业,但后者突破了前者投资人为单个自然人的限制,是由多个自然人或法人投资,并且资产独立,对债务负有限责任(普通合伙人除外),公司具有企业法人地位,这就是区别于个体企业的私有资本企业,实际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其发展必然产生与个体经济不同的作用和影响。因为发展个体经济,是放开了对个体劳动的限制,而允许开办私有资本企业,其实质是放开了对私有资本的限制。虽然从企业层面,要讲生产社会需要产品,也讲社会责任,但私有资本的本性是营利,是要不断扩张,因为如果亏损,企业就做不下去了。私有资本经济与公有制经济本质上是对立的,其发展必然与公有制经济形成此消彼长的相互关系,而不会仅仅只是共同发展的关系。因此我们看到,当时认为私有资本经济同个体经济一样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已被实际否定,私有资本经济已经成为重要组成部分。为减小负面影响而在条例中作的若干限制,诸如经营范围的限制(如禁止从亊军工、金融业)、组织形式和融资的限制(不能成立股份制公司,向社会发行股票或公司债券)、规模的限制(公司投资者2~30人),均在私有资本经济迅速扩张中早以突破。据统计资料表明,1989年当年共登记私营企业(这里不包括个体企业)9万余户,截止2017年底,已发展到约400万户。从业人员从1993年的372万人增加到2017年底约6700万人。1995年国企还有职工7000多万人,到2017年减少到3600万人,私有资本企业总人数巳超过国有和集体企业员工总人数,事实上在我国形成了二元化的生产关系。而个体经济则既依附于公有制经济,也依附于私有资本经济。对于这一演变状况,有人就认为“私营经济是个体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一些越做越大的个体户拥有越来越多的雇工,小本生意做成全国乃至跨国买卖,成长为实力强劲的私营企业主。”这种论点放在资本主义社会是说得通的,因为资本主义就是从个体小生产经济发展而来的。用于社会主义国家却存在问题,因为这怱视了社会主义制度己经建立了的前提。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讲,还必然存在着个体经济(我国即使在文革时期个体经济委缩,也还存在,75宪法也有允许的条文),而个体经济必然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列宁指出“小生产是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也就是说,国家可以对自发倾向加以限制,避免岀现私有资本经济。反过来讲,在一定的条件下,也以放开限制,允许其存在和发展。而既然是国家政策允许,就有个允许的程度问题,在我国就是宪法规定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私有资本经济是组成部分。对于古巴、朝鲜这样直接面对敌对国家极大压力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讲,并不具备与中国相同的国际国内条件,也就需要始终限制私有资本经济产生。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并不必然会产生私有资本经济,而是根据自身旳国情条件,决定放开与否。私有资本经济也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的必要组

  成部分,而是国家政策容许作为组成部分。有人在谈到所谓民营经济的发展时讲“一些越做越大的‘个体户’拥有越来越多的雇工,小本生意做成全国乃至跨国买卖,成长为实力强劲的私营企业主。”而这不过是在说明表面现象,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极易误导。实际情况是,个体工商户就是起早贪黑讨生活的劳动者群体,生存状况远比某些人想象的艰辛。据统计资料,1986年,个体户户均从业人员为1.52人,到2011年缓慢增加到户均2.12人,到2020年,全国个体户户均从业人员又下降到1.97人,所谓“越来越多的雇工”在哪里呢?“小本生意做成全国乃至跨国买卖”又在哪里呢?即便是个体企业来讲,其实质也是自然人从事商业经营的形式。而一个人的资金终归有限,企业主本人和家属能力有限,以个人名义贷款相对受限,个体企业的这些特点和法律地位决定了不可能大发展大规模经营。所以现实中不可能有个体企业的整车汽车制造厂、银行、大型超市、设计院等等。只有超越了个体经济的私有资本经济才能发展为上述企业甚至上市股份公司、跨国企业。到这里,基本己说明下面的问题:一是,个体经济是自然的,一开始就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昰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多次谈到这个必要性。个体工商户收入是靠自己劳动所得,基本不存在剝削。个体企业主收入主要是劳动所得,仅可能有少量剝削。因此,个体经济不是造成两极分化的主要原因。只是私有资本经济的出现和发展,才会成长起类型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的企业。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有的资本对雇佣劳动者的剝削,让新生资本家(官方叫新社会阶层人士)获得远高于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成为我国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最主要原因。

  第二、民营经济是个模糊的概念,私有资本企业主虽然属于人民的范畴,但却并不能代表人民,个体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同样如此。所以“人民富豪”称号是可笑的。对于香港这个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地区,不存在国有企业,只有公立单位或公营经济,将其它私有经济称着民营经济是可以的。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讲,虽然存在国有企业,但其并不具有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实质,所以不论国有企业多于私有企业还是少于私有企业,都不会影响到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使用私营企业的概念也沒有问题。但对于我国来讲,由于使用私营企业,民营企业类型,沒有将私有资本企业单独分类,也就沒有对其区别于个体经济的政策,同时也使得公有制为主体难以进行具体的量化把握,也会产生认识上的误区。比如前面提到的民营经济5、6、7、8、9的说法,别的沒有分类统计资料说不清,但就90%以上市场主体来讲,其实是8353万个体户占了大多数,就80%以上城镇就业来讲,也是1.76亿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和约1亿个体企业从业人员占了大多数。有人以民营经济占60%GDP,断言民营经济已经是主体,不过就是在玩概念,实际是想以私有资本经济为主体,这是值得警惕的。也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确有进一步反思私有资本经济问题的必要。

  四、新时代对私有资本经济的政策

  社会主义国家对个体经济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是可以限制的,私有资本经济也并不必然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那么我国现阶段的私有资本经济又是为什么产生的呢?答案其实也简单,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但是私有资本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带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固有矛盾产生的两极分化社会问题,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虽然当初一些人曾认为可以将负面影响降到很小。于是现实中我们看到,九十年代数千万国营集体企业职工下岗,亿万农民工辛苦工作一生仍难在城市安身,现今还有6亿人月均收入只有1000元。这些两极分化的状况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背道而驰。那么当初允许私有资本经济产生是否就是错误的呢?如前面提到的设想那样,不采取放开私有资本的右的政策,而采取限制私有资本产生的左的政策,经济同样可以发展,同时也避免了私有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避免了两极分化。但历史是不能徦设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以历史虚无主义看问题。放开对私有资本经济的限制以促进经济发展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条件下,人们的思想认识决定采取的政策,是偶然性中也包含着的必然性。历史也表明,尽管私有资本经济发展中,工人阶级中的普通工人阶层地位大为下降,数千万职工承受破产下岗的困苦,上亿的私企员工受到剝削,甚至出现富士康工厂的“十三连跳”,出现“996”畸形加班等等问题,但以公有制为主体,包括私有资本经济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实践使我国经济四十多年来快速发展,使我国落后的社会生产完全改变。与这一伟大的历史成就相比,上述社会问题应该是整体与局部的问题,是为这历史性的成就所付出的巨大代价问题,是历史曲折发展的问题,不能否认私有资本经济起到的作用,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容许私有资本经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当时的人们思想认识上的历史局限性,极端注重追求加快发展速度,可以不论姓社姓资。所以从一开始就不去区分个体经济与私有资本经济,笼统的一并采取鼓励、支持的政策,这就在理论和实践上产生混乱和矛盾。从理论上讲,我们要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另一方面,又鼓励私有资本经济发展,形成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相悖的情形,对私有资本经济理应必须的限制反而受到质疑。有人就认为“是否允许经营不应当按其所有制形式而应当按市场主体规模大小、责任能力、管理人员的状况、就业人员的素质和管理制度的完善程度等来进行规制”。实践上,在国有集体经济已经在竟争性领域发生绝大部分让渡的情况下,在出台了两个“36条”情况下,私有资本经济仍难满足。去年,就有一个所谓大人物讲“最重要的还是要给民营经济一个明确的定位。它不仅仅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补充,实际上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主体,要发挥主体作用。”这种公然违宪的言论,难道不该引起警惕和坚决反对吗?实际工作中,鼓励支持长期以来是对私有资本经济的过多的迁就,出现国有企业被贱卖,农民工的欠薪,“996”是福报,伪科创的蚂蚁快速过会等等就不足为怪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应突破前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思想认识及政策,眀确私有资本经济分类,确定对其新的政策。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私有资本经济的作用,而是说应将私有资本与个体经济区别对待,改变长期以来鼓励发展的政策。个体户与个体企业在经营中负无限责任,面对难以把握的市场变化,困难和压力很大。这次疫情爆发,从事饮食服务的个体户首当其冲,陷入困境。后来有一城市为了解决个体户的困难,允许在政府划定的人行道、广场摆摊,一夜之间,出现几万个摊位,解决就业20万人。这个鲜明的例子说明,对个体经济昰需要鼓励支持的。私有资本经济本性是不断扩张,与公有制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始终采取鼓励的政策,必然与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相矛盾,这是值得深刻反思的,习总书记甚至用“国有企业究竟还要不要”来警示各级领导。笔者认为,新时代应对私有资本经济采取容许存在、有序发展、坚定引导的政策。由此,两个亳不动摇是否可以改变为“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个体经济发展及支持引导私有资本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表述。

  五、分阶段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所有制结构的演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但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没有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央提出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十九大提出,第一阶段,到2035年,共同富裕要迈出坚实的步伐。中央会议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这在当前阶段是正确的,我们不应否定私有资本经济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中可以发挥的作用。同时也注意到,有人将推进共同富裕说成就是在分配问题上转圈圈,回避所有制对初次分配的决定性作用,这是必须要澄清的问题。要实现第一阶段目标,必然意味着要扭转公有制主体地位弱化的趋势,必须要限制私有资本的野蛮生长,所以对蚂蚁金服上市按下暂停键不是预料之外的事。必须要认真贯彻习总书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思想,而决不是有人声称的要靠做大做强民营经济(实际是指私有资本经济)来推进共同富裕。如果依了这样的说法,那么只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私有资本企业的雇佣劳动者,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得到充分保障就会落空,共同富裕还怎么迈出坚实的步伐?应当认识,做强做优做大国企与坚持对非公经济政策并不矛盾,而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改变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着力点。陕西省推“央企入陕”,是一个有效途径,近期国有房企积极拿地,抄底拿地,也是应当肯定的,既有助于稳定地方财政,也是自身发展需要。国有房企不仅要依靠资金技术优势,还应进一步依靠公有制的优越性,搞好按劳分配,发挥全体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消解高地价压力,保证企业健康发展。

  就农村来讲,发展集体经济是另一个着力点。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探索村集体接受已稳定在城市的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权、收益权的让渡办法,使村集体首先把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直接掌握在手里,以便集体直接经营或租赁。

  到第二阶段末,即本世纪中叶,我国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综合国力世界领先,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这必然要求公有制经济比重大幅上升,按劳分配比重大幅上升。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成效显著。在农村,第二个30年承包期即将到期,通过接受进城农民土地承包权等的让渡,农村人均土地面积不断增加,基于土地承包制基础上的新型集体经济普遍建立,城乡差距明显减小。

  在第二个百年目标实现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景又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只能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思考。

  本世纪初,我国总体达到小康水平,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用了约20年时间。从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到全面实现共同富裕,必然是一个更长的时期,所以中央会议强调指出要“对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有充分估计”。全面建成小康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才实现,全面共同富裕也只能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中级(或称发达)阶段的过渡时期(狹义的)才会逐步实现。这个时期有多长,现在当然不能准确预计,但其所需要的国际国内条件是值得探讨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讲“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这正与当前所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切合。从国际上讲,应当是经过长时期的各种复杂艰巨的斗争,其中也可能在东海,南海,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的斗争,取得反对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霸权的胜利。在这一过程中,我国以坚定的决心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统一大业。钓鱼岛、南海争议问题、中印边境领土争端迎刃而解,朝核问题不解自解,中俄主导的维护世界战略稳定的力量能够在世界任何地方阻止帝国主义国家的战争图谋,世界和平得到保障。

  国内,将进入更高起点上的新时期,即建设全面共同富裕的新时期,人民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进一步提高,奋斗创新越来越不是人们追求个人先富的目的,更多的是体现人生的价值。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私有资本经济将逐步演变退出(这里还不是指私有制完全退出,因为个体经济还存在,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和投资往来还存在),公有制经济逐步达到绝对多数的地位,社会主义优越性充分彰显,社会主义成为世界各国进步的引领,即世界发展主导方向。由此,邓小平曾指出的“和平与发展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将历史性的改变,和平与发展由时代的主题演变成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将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逐步过渡到中级(或发达)阶段,并经由中级(或发达)阶段最终实现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过渡。

  作为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及紧扣历史研究的学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与时俱进,闻明所有制结构在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的作用和影响,以创新的理论为党和国家制定经济社会政策提供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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